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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國傳統的哲學觀點，天、地、人三才是相互感應的，萬事萬物固有命數。朱熹在泰寧倏忽而過，看似一個偶然事件，但放長歷史的目光，卻令人驚詫地發現，這似乎是上天早就設計好的角本，只等著主角在合適的場景里出現。那么，我們就一起來翻閱下朱熹與泰寧的800年演繹。 交集 朱熹短暫寄寓泰寧，但卻有眾多的配角穿針引線和鋪墊烘托，讓這場演出跌宕起伏而又合情合理。 謝綽中（譽），宋紹興初進士，政和人。他是朱熹父親朱松在任政和尉時，收受的一位得意門生，教他平生所學。謝綽中紹興二年（1132）中進士后就到泰寧任主簿（時朱熹3歲）離任后請任宮祠閑職，未再從官。謝綽中紹興十三年（1143）英年早逝，時年朱熹14歲，朱松當年也過世。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朱熹應謝綽中兒子謝東卿所請，為其遺稿集作序，說“熹讀其書，得其志”，尤其是綽中“還自泰寧，自以不能隨俗俯仰，慨然愿就閑秩”，朱熹后來為官多次請辭不知是否就受謝綽中的影響暗示？ 南宋紹興三十年（1160）六月，正當朱熹師從李侗窮經問道之時，與朱熹亦師亦友的大學者范如圭去世，九月靈柩自邵武歸葬建陽。期間，朱熹就范如圭安葬及其子范念祖（范如圭長子，字伯修）、范念德（范如圭次子，字伯崇）兄弟倆遷居泰寧之事，與劉平甫（即劉玶，劉子翚之子，亦寫作“平父”)、胡原仲（即胡憲，朱熹老師）等人書信，主張伯修兄弟倆放棄泰寧留在建陽，以“近墳墓、便講學、利生事”，但似乎并未奏效。范念德是朱熹的姻弟（劉勉之二女，長嫁朱熹，次嫁范念德）、重要門生，長期追隨朱熹，朱熹與他情深義長，臨終仍托事于他。朱熹雖然對范氏兄弟遷居泰寧頗有微詞，但去泰寧看望、走訪是人之常情和應有之義，朱熹對泰寧應是不陌生的，而且冥冥之中自己也步后塵而居隱泰寧。 慶元年間（1195-1200），趙氏宗室、崇安人、據傳為朱熹的學生趙時錧，任泰寧知縣。他把朱熹安頓在水南小均坳，讓年邁的朱熹遠離偽學案的糾纏與紛擾，使之得以休養身心。趙時錧任上，泰寧始建學宮，興辦官學，很難說與朱熹沒有關系。朱熹之與泰寧，善莫大焉！ 嘉定四年（1211年），朱熹逝世11年后，泰寧狀元鄒應龍在泉州任郡守。石井鎮官游絳奏請建書院，鄒應龍應請撥官帑四十萬緡以倡。石井首任鎮監是朱熹父親朱松，他曾在官署旁建了個鰲頭精舍講學。23年后的1153年，朱熹在附近的同安縣任主簿，數度來訪開講理學。再過了58年，朱熹的兒子朱在任泉州通判，鄒應龍命朱在主持營建書院事宜。石井書院建成后，奉祀朱松、朱熹父子，從此安海人文興起，科第尤盛，后人歸結為“二朱過化”之功，但論撥款資助和科舉應考的指點，狀元太守鄒應龍當論首功。朱熹三代就這樣神秘地與泰寧人發生了交集，鄒應龍間接地替泰寧為朱熹還了倡學的人情。 又過了幾十年，與朱熹一同受到偽學案牽連的宋皇室宗親、右宰相趙汝愚的曾孫趙良淳，把從政的第一站放在泰寧，也在此當主簿。他就是咸淳年間吟誦“寧為宋朝鬼，不做北廷臣”而昂首為國捐軀的宋臣，他的人生理想應是在泰寧鑄就的，也一定受到朱熹“忠君愛國”和“抗擊外虜”思想的影響。
泰寧大田鄉四書集注刻本 《四書集注》是朱熹代表性著作，清嘉慶廿一年（1816年），泰寧縣大田鄉料坊村人鄒德輿花巨資聘人書楷雕版，自始世間《四書集注》就有了“福建泰寧西鄉大田一鑒齋藏板”的版本流傳。由于當地盛產優質“西紙”，《四書集注》雕板印刷成為當地一個重要產業，書本常供不應求，經營120余年延續到民國末年。如今，大田版《四書集注》還是文物收藏、拍賣業里的搶手貨。朱熹過化了泰寧，泰寧也傳播了朱熹的思想。 讀隱 慶元三年（公元 1197年），朱熹被權臣韓侂冑羅織偽學黨的罪名。朱熹憤怒離開臨安回到建陽。隨后，避難隱居泰寧水南的小均坳。 歷史的細節已無法復原，我們只能透過各類志書的只言片語，進行合理的裁剪與還原。
朱熹題字“讀書之樂樂何如” 首先，是關于居住地。明末何喬遠的《閩書》說：“宋偽學禁起，晦庵朱子過泰寧，宿小均李氏”。小均坳位于縣城西南，離城六里，四周山體天然圍合成一小谷盆，溪流從中穿過，田畝相連，環境清幽。現歸轄杉城鎮民主村，住戶基本為李姓；其次，關于遺物。邵武府志、泰寧縣志等說：“其居有二匾，額曰‘讀書處’、曰‘恂如’，壁間刻詩四首，不書名”；縣志記載，“（讀書處）遺有像一副、硯一方、琴材一片”，并言之鑿鑿地稱琴材陰刻有“漁榔”二字。如清江中時的《考亭琴澗》說“我聞朱子囊琴名‘漁榔’，潛鱗出聽李氏門”。1984年，在泰寧龍湖童農家又發現以“晦庵”署名的題對式匾額二塊，一塊為“讀書之樂樂何如 ”，另一塊為“綠滿室前草不除”，匾額除署名外，尚鐫刻印章兩方。想來這兩塊匾額原先也是在這里的，因為清江元梓《題朱子讀書處》就寫道“草不除窗前，苔痕綠侵徑；尋芳在此間，自昔遄逸興”；再次，關于遺址。在宋末元明時期，城南小均就成為文人品吊尋蹤的一景，名為“朱子讀書處”，又稱“考亭琴澗”“水南小隱”，題壁詩等也被雕成木制刻板。朱熹是來避難的，他是大學者，為了避諱，冠以讀書隱居之名也恰如其分。因為朱熹的隱逸，這里演化了許多美麗的詩文和動人的故事，縣志中記載的就有二十余篇（首）。如江中時詩就有“當年朱子留琴材，年深置之水之隈。鳧雛過處逸響發，高山流水清風來”的句子，府、縣志也說“后鄉農置材跨圳，以渡小鳧，鳧過音生，山水皆響”。
朱熹四季詩雕板 當然，最搶眼的是 “春夏秋冬”四季題壁詩章：“曉起坐書齋，落花堆滿徑；只此是文章，揮亳有余興”（春）；“古木被高蔭，晝坐不知暑；會得古人心，開襟靜無語”（夏）；“蟋蟀鳴床頭，夜眠不成寐；起閱案前書，西風拂庭桂”（秋）；“瑞雪飛瓊瑤，梅花靜相倚；獨占三春魁,深涵太極理”（冬）。 據考證，四季詩書法的用筆、章法、用墨等與朱熹的遺墨大同小異；而四季詩板和兩塊匾額沒有在其他地方出現，也未有第三方和學者對出處提出置疑，是朱熹讀隱泰寧的主要物證。 按現代作家尚昌平女士的觀點，詩章的內容意境符合朱子的理學思想和當時心境。詩中兩處提到了 “靜”字，在朱熹的哲學思想中，“太極”本身無動靜，“動靜”因太極作用而產生，理有動靜，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所謂：“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余事”；詩中以靜觀動，靜既指環境也指心態，“開襟靜無語”更是表達出其應對時政變化的靜待心理；詩中提到了朱熹理學的核心“太極”,在朱熹看來，太極是萬事萬物的根源，“亙古亙今，往來不窮”,詩中以無語之“靜”悟太極之理，表現其此時此地靜中觀物的心態；四季詩中第三首源出《詩經 ·蟋蟀》，二十年前朱熹曾經為其三章分別作了注釋，尤其是第三章注釋“事變或出于平常思慮之所不及”，他可能沒想到竟不幸一語成讖，一如現在所處的環境和內心世界。 按朱熹的弟子兼女婿黃干的說法，黨禁后，朱熹一直呆在考亭沒有外出。這大約是為了存統衛道、維護朱熹的形象而有意抹去了避禍逃難的經歷。根據福建省各種地方志的記載，慶元年間,朱熹曾數次離開考亭，他每到一地，都受到地方的熱情回應，請他講學授道，反而擴大了他的學說的傳播。泰寧籍著名人文地理作家蕭春雷先生說：堅持一種內心信仰的學說而逃避迫害，并不可恥。 關于朱熹隱居泰寧的時長，有多種說法，一是泰寧民間傳說，朱熹來泰寧有數年，乾隆版泰寧縣志謂“避居邑南小均坳數年”，這是一種良好的愿望，可能性不大；二是泰寧文化學者的觀點，四季詩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場景，應是半年至一年時間。如蕭春雷先生認為，慶元黨禁是慶元三年（1197）十二月的事，朱熹到泰寧來很可能就在這年的年底或第二年春天；慶元四年（1198），朱熹的學生蔡元定客死湖南貶所，十一月靈柩運回建陽安葬，朱熹匆匆離開小均，趕赴吊唁；他在泰寧逗留的時間應該是有數月的。三是朱熹研究學者的觀點，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認為，慶元三年（1197）丁巳年，朱熹68歲，八月，至泰寧小均，有《小均四景詩》；朱熹到泰寧，應是迎黃干母親葉氏之靈柩（從江西至順昌），或是到泰寧找范念德商議撰修《禮書》事。停留時間大約八月十日前后十天左右，與避難無關。還有觀點，認為朱熹不是慶元年間，而是二十年前的淳熙二年（1174），朱熹因抨擊當時朝中在位的權幸，受到讒毀被迫再次辭朝而擔任武夷山沖佑觀主管。持這種觀點的是《福建通志》康熙版：“朱熹，淳熙間居泰寧小均坳講學”。 這些可能性都是有的，唯一不變的是時間之沙無法抹去朱熹泰寧行走的痕跡。 崇祀 隨著時間的流逝，朱熹讀隱的遺物與遺址逐漸地湮沒。但偉大掩埋不住，能量積聚久了，總會以巧合的方式沖繭而出，驚艷世界。 康熙十年（1671），泰寧縣令洪濟在水南創建李朱二公合祠，祀忠定公李綱、文公朱熹。洪濟在《朱李二公合祠序》中說“始覺當年（朱、李二公）之志同、遇同、擇地同，而謂天之誕兩公有數，地之寄兩公有數，生于彼而寓于此，信非偶然矣”，講明了為兩公同立一祠的原因；他要全縣士子學人“入而明道，出而忠君，以此淑身可，即以此范世可”，講明了立祠的目的。
泰寧集賢祠 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知縣區遇創建三賢祠于縣署之西南，祀宋楊中立（時）、李伯紀（綱）、朱元晦（熹）三先生；道光九年（1829）增祀鄒堯叟、黃廷英為五賢，咸豐四年又增祀羅豫章（從彥）、李延平（侗）為七賢，更名集賢祠。三賢祠創辦的同年，祠內也就辦起了三賢書院，每逢初一、十五，群集生徒，縣令和賢達在此授課講學，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楊時、李綱、朱熹三賢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曾經不約而同地寄寓泰寧，攏聚了泰寧文化之光。如今，三賢齊聚，讓泰寧學子在他們的目光盯注下，沐浴知識與思想成長。 而讓朱熹獨立領銜祭壇的，是伴隨著四季詩的現世而明朗的，這離不開一個家族數代的努力，和省、府、縣各級官員的支持。 康熙三十二年（1693），泰寧文士丁開五在時隔26年以后，再次作了梅雪太極之夢，第二天一早，有村叟背負詩板來叩門。因受到多次夢境啟發，再通過認真鑒定，丁開五確認詩板是朱熹手書的四季題壁詩，于是收購珍藏，嚴禁捶拓，不予外傳。泰寧縣令方日岱專此作文：“朱子小均四壁詩世歷滄桑，蛛網成絲，淪落農家者久矣。國朝康熙癸酉，邑文士丁開五忽感梅雪太極之夢，閱二十六年，復夢如初，翌日，有村叟負板扣門，開五拂拭讀之，至‘梅雪太極’云云，恍然兩夢皆覺。顧詩末雖未著名，詳叩由來，信為朱子手筆，因珍藏焉”。 丁家珍藏的朱熹手跡詩板傳到丁開五后裔、庠生丁師儒（曾參與編撰乾隆四十三年（1778）《泰寧縣志》）手中，丁師儒是一個有思想、有遠見的人，他精心謀劃、等待時機，下了一局大棋。他“為什襲詩版故”，將家遷到小均坳朱熹讀書處附近，在此建梅雪書院；將詩板內容及詩文整理匯編成書，著成《梅雪太極詩》《夢吟集》《賢院珍錄》（均已軼失），使朱熹歸隱之處及其四季詩板公諸于世、吸引關注。乾隆十年（1743），通政使寧化雷鋐為泰寧寫的《大修縣學記》提到“小均四壁題板，澤傳丁廬”，說明朱熹四季詩出世已得到官方認可。 福建巡道來鳴謙三次來泰寧，推動了朱熹的官方崇祀。乾隆十五年（1750）第一次來，他讀到雷鋐撰文，驚異泰寧與朱熹的關聯及題壁詩的存在，立即召見丁師儒深談，應丁請求，他寫信給建陽縣令彭任之，要求將題板四詩鐫入《考亭全集》，可惜沒有如愿；十六年，來鳴謙親自到小均拜謁，看到讀書處已成民居，感慨良多，丁師儒請在此設壇立碑，來嘉許認可，十七年，又來，壇成碑立，十分欣喜，于是在升任福建按察使、進京朝圣的時刻，寫下《泰寧朱子賢壇記》文，傳回泰寧刻字樹碑。丁師儒實現了讓朱熹“為式閭起敬故”的第二步目標。 乾隆二十年（1755），在泰寧縣令汪瀹原的支持首肯下，丁師儒在朱熹隱居處過溪對岸福緣庵廢址創立新安賢院（今小均木制品廠，鄰殯儀館），專門崇祀朱熹。朱子賢壇與碑同時移入賢院。丁師儒還在祠旁構建數屋，率子弟在此讀書。賢院后更名為朱子祠，院中根據四季詩，設立八景：曉起揮筆、徑堆文章，襟開古木、床鳴蟋蟀，夜起閱書、西風拂桂，雪飛瓊瑤、春花占梅。邵武郡守張鳳孫為此專門撰《小均賢院錄序》。朱子祠在官民兩眾的呵護下，多次修繕，每歲以三月初九、九月十五日致祭。丁師儒由此實現了讓朱熹“為千秋俎豆故”的終極目標。1957年，泰寧至開善新建公路剛好穿過朱子祠，祠院就此拆除，所有文物包括原始的四季詩板等均流失，當年各級官員題寫的碑刻，據說有數塊埋入公路，成為奠基。 所幸還留存了朱熹四季詩石刻碑。據清光緒二十二年《邵武府志》布政使程含章鐫朱子題詩撰跋記載：邵武府教諭李開在泰寧為官時，從丁家珍藏的詩板中拓摩了四帖送給福建布政使程含章，程喜愛之余又肅然起敬，于是“因行泰寧，刻石以垂不朽”；《福建通志·職官志》載“程含章，字月川，云南景東人，嘉慶二十五年任......嘗命工摹朱子小均題詩，刻石泰寧，以廣其傳”。這就意味著在嘉慶二十五年（1820），原木制的四季詩板就此被復制鐫刻成石碑。石刻詩碑為紫石，壁詩四塊、后記一塊。詩碑被移入泰寧文廟，嵌在五王殿右廊墻中。后因年久墻毀，碑有損裂。新中國成立后，孔廟原址興建學校，詩碑移下，今保存泰寧縣博物館。 1940年邑人梁鼎業拓石碑字跡，用兩片梨木雙面精刻，復制珍藏。改革開放后，梁氏子孫在其舊宅設裝裱拓印館，向游人售賣朱熹四季詩拓印卷軸，成為泰寧的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和旅游工藝紀念品，也將朱熹四季詩傳向各地。 攀附 在學而優則仕的時代，作為一代學者宗師，朱熹既是萬人景仰的圣人，也往往成為市井攀附的對象，這在族譜中尤為普遍。 泰寧縣大龍鄉東坑村《朱氏族譜》記載，他們是朱熹的后裔。說朱熹生七子，其中朱六郎遷居江西南昌，生子朱亮；朱亮生三子，分別名曰伯一、伯二、伯三；朱伯三遷居于泰寧洪溪水口的熊家莊（今地名不詳）。朱熹作為全國供奉的世家，其家承無疑是透明的。朱熹只生三子，均為“土”字旁，分別是朱塾、朱埜、朱在；朱熹的孫輩十人，均為“金”字旁，沒有朱亮這個人；而曾孫輩，均為“水”字旁，第五代則為“木”字旁，未見有上述輩份排行。顯然這與真實的歷史大相徑庭。 泰寧朱口朱氏族譜收錄了一篇朱熹寫的序，落款是淳熙七年（1180）仲春月，“五代孫熹書於建康之公署”。講述了朱口朱氏是朱熹三叔公朱伯禹的第二個兒子，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從福州遷往樵陽軍（邵武）布崗（今大埠崗），游至（朱口）梅林玉山下；后于天禧元年（1017）在“金精洞”創屋興業，更名為“歸化鎮朱口洞”。這顯然與舉世公認的朱熹籍安徽新安（今婺源）相悖，且與朱熹家族宋元時期僅有從安徽歙縣黃墩經江西婺源向福建建陽一帶移民的情況不符。但文中所述的朱熹閱歷、在建康的履職都是真實的，有可能是移花接木了朱熹為本族宗親撰寫的譜序。 泰寧城關西門葉家窠《吳氏族譜》（民國二年版）收錄了一篇落款為“贈太師徽國公晦庵朱熹撰”的序，據說當時朱熹隱居泰寧后，結交了西門葉家窠富商吳巃云，二人結為至交，經濟上還得到了吳巃云的資助。吳氏在慶元三年倡修族譜時，朱熹于是年中秋日，寫下了這篇序文。此文亦有可疑之處，且不說“徽國公”是朱熹死后三十年才“封”而不是“贈”的，序文全文僅記述了吳氏源流、開姓祖先的光輝榮耀及尊宗敬祖傳統等大而泛之、四海皆準的套話，根本未提及寫序背景、原因及與主人關系、泰寧吳氏狀況等關鍵信息。套譜或掛名的可能性極大。 我們大可不必去置疑先人的道德情操，這是為了提高家族聲望、增強家族認同、強化家族教育等社會心理作用沉淀的通行做法，是民間的一種文化現象。 至少，有一點可以證實，朱熹讀隱泰寧，已深入人心。（作者：江茂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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